劉天永:虛開犯罪中單位犯罪與共同犯罪責任區分案


根據《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的規定,單位可以成為虛開犯罪的主體,此時單位和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皆應承擔刑事責任,但哪些人員屬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司法實踐中有些做法有待商榷。實踐中,行為人以虛開發票為目的而設立公司的行為并不少見,這種情況應如何與單位犯罪區分開來,在多人參與的情況下,又如何區分主從犯?本文從一則案例入手,與讀者共同探討上述問題。

一、案情介紹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犯罪事實1:張某1與王某(在逃)共謀,通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方式牟利,張某1負責注冊成立公司,王某負責銷售虛開的發票,并指示張某2具體執行,法院將該犯罪定性為自然人共同犯罪,具體分工如下: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事實2:張某1從王某處分得贓款及3500萬元的發票后,繼續通過虛開方式牟利。與崔某共謀,崔某又先后介紹岳某、陳某參與,成立共同犯罪。具體分工如下: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事實3:劉某經人介紹,以票面金額5%的價格,從張某1處購得發票,李某通過介紹人,為其經營的大連某公司牟取非法利益,讓介紹人為其提供從張某1處購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

二、法律分析

(一)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定性區分

《刑法》第三十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成立單位犯罪,牟取的非法利益應當歸單位所有,如果歸少數人所有,成立自然人犯罪?!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蓖ㄟ^對法條的分析可以看出,單位犯罪是指單位的從業人員或代理人在其代理權限范圍內為了單位的利益而實施刑法規定的行為,而自然人犯罪不具有為單位謀取利益的目的,因此單位犯罪與以單位為幌子實為個人謀利益的個人犯罪之間的界限得以劃清。

根據上述規定,本案中,張某1先后注冊成立的8家公司是為實施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行為專門設立,實質上是為謀取個人非法利益。因此,張某1成立個人犯罪,與陳某配合虛開發票的其他幾人自然也成立個人犯罪。而且張某1與其他配合人員基于一起虛開發票的故意共同實施虛開發票的行為,構成共同犯罪。

犯罪事實3中,李某依法設立公司,具有企業法人資格,成立之后具有正常、合法的經營業務,并非為從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設,成立后也并沒有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其通過介紹人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均用于抵扣公司應納增值稅,且其與介紹人之間存在大量真實的其他業務往來,接受虛開發票的行為顯然是為了公司利益實施的單位犯罪行為,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

(二)自然人犯罪的主從犯區分

根據刑法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根據上文分析,張某1設立公司虛開發票的犯罪行為被認定為個人犯罪,崔某和張某1對虛開行為起共同作用,艾某、張某2、岳某、陳某起輔助的作用。因此,對于張某1、崔某、艾某、張某2、岳某、陳某等人而言,應按照上述主從犯的規定進行定罪量刑。結合上述規定,在犯罪事實1和犯罪事實2中,張某1作為犯罪起意者,主要指使、授意聘用會計與其他受雇人員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起策劃、組織、指揮作用,在犯罪行為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崔某與張某1合作,負責尋找發票買家,對于達到虛開發票的目的起到了主要作用,也應當認定為主犯;艾某與張某2、岳某、陳某等人一樣,他們在共同犯罪中處于受指揮地位,聽從他人安排,從事事務性的領票、開票、驗票等工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對這幾人應認定為從犯,因而可以對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三)李某單位犯罪的責任承擔分析

根據上文分析,李某虛開發票是為單位利益謀利益的單位犯罪。根據雙罰制原則,在對李某所在的單位處以罰金的同時,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還應判處刑罰。因此,在單位犯罪中,對于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判定就顯得尤為重要。

從規范的層面來看?!缎谭ā凡⑽疵鞔_限定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范圍。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里指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指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本案中,李某作為單位負責人親自虛開發票為單位謀利益,因此根據《通知》的規定即可確認李某即是對單位負責的主管人員,應承擔虛開發票罪的刑事責任。

超越本案案情,從實踐的角度來看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范圍,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實踐中,法定代表人和財務負責人最容易被認定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具體而言,結合虛開犯罪的案件特點,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會首先考慮將財務負責人列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隨著偵查不斷深入,通過對犯罪嫌疑人訊問,對其他財務人員、業務經辦人員詢問,再來確定法定代表人是否知情并允許實施虛開行為,然后可能將法定代表人增列或排除。因此在虛開案件中財務負責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風險最高。

在辦案實踐中,筆者注意到,部分公安機關擴大了“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范圍,比如,公安機關以“負責申領增值稅專用發票、填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會計、出納等財務人員開票時有對開票事項進行核對的義務”為由,將上述人員認定為直接責任人,這種做法沒有認識到公司管理的實際情況,有失公允。而且《通知》中特別強調了“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筆者以為,在單位虛開犯罪中,發票填開、領取人員及其他財務人員只是公司業務流水線上的一個環節,并不真正掌握公司經濟業務的內容,只是單純執行職務,不應當被納入“其他直接責任人”的范圍。